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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 梁启超遇刺（第1页）

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到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李经述，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李经述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关切民生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李经述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眼里，地主都是黄世仁和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李经述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伦理。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伦理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仁义礼智信，农村绅士所受的是这种传统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李经述对内阁总理盛宣怀说：“国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这样甚好！！”盛宣怀表示同意李经述的意见。

李经述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李经述对中国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大尺度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李经述，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李经述说：“前些日子容闳议长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

第三天，寒风渐起，大街上鹅黄的银杏落叶在地上乱串。在新华门附近的总统府，李经述去找段祺瑞下棋，谈谈军队改革的事情。段祺瑞那天穿着一件绸缎的长袍，上面绣着厚重的金线，他的脸色有一些不好，因为他的结发妻子吴氏不久前病故了，他很伤心，李经述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人去段祺瑞来总统府下围棋解闷。

李经述拿起一白棋子，看段祺瑞还是绷着脸，对他说：“芝泉，弟妹过世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否有考虑续弦？”

段祺瑞坚决摇摇头，皱着眉头叹息说：“我娶妻子过门时，她才十九岁。我父母双亡，这些年自己也忙于军务，恨少顾家，全靠他独力支撑家庭、养儿育女。这两年刚过上好日子，她又去了。我三年之内，不会再娶。”

这时内务部的长官阮忠枢急匆匆走过来，边走边对李经述说：“大总统，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李经述手执一颗白子，下手之后，问：“什么事大惊小怪，让一向沉稳的斗瞻如此心慌？”

阮忠枢说：“司法总长梁启超在上海码头遭遇炸弹袭击。”

段祺瑞刷地站起来，说：“啊？竟然有这事？”

“上海？？梁启超在上海码头遇刺杀？他本人有事吗？”李经述大为惊讶：“何人如此大胆？？”

“幸好梁总长没什么大碍！”阮忠枢详细给李经述和段祺瑞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那天，上海黄浦江码头，一阵阵潮湿的风吹来，彩旗招展，鼓号喧天，上海工商各界一百多位代表前来欢送即将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梁启超代表团，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了码头，数百位学堂学生穿着学生装。列队送行，上海警察局的巡捕荷枪实弹维护治安。

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的码头乘“纽约”号客轮去美利坚合众国。不一会，司法总长梁启超等人的车队就来到了码头。其中花车一辆，头等车一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着五色国旗，随风飘展。就在现场一片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接近车队，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纽约”号客轮抛锚的汽笛声响起，梁启超他们下了车，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快到码头时，“砰”的一声巨响，有炸弹爆炸了，响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队员一片混乱，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顿时大乱。

万幸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五人，除杨度受伤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送行的人饱受池鱼之殃，随梁启超同行的车夫、家丁均重伤，还有围观的一家三口，遭此意外之厄。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现场24人伤亡，有一些还是学堂的学生。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上海警察厅将刺客的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安徽桐城人吴樾，此人和上海青帮有瓜葛。

吴樾在上海成立了“暗杀团”，考虑到手枪并不可靠，吴樾开始学制炸弹。在行动之前，吴樾还写了一本手册《暗杀时代》，总结了他的暗杀救国的极端思想，他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梁启超原来还同情革命，闻此言论还在《申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痛斥道：“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说什么救民呢！”

阮忠枢说完，递给李经述一封电报：“总统，这是梁总长发回的电报，问宪政代表考察团是否继续。”

除了请示是否启程，梁启超还在信中说，青帮和法租界的洋人相互勾结，成为上海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工商界敢怒不敢言。李经述看了信，对阮忠枢说，“宪政考察团当然还要进行。受伤的杨度留下来养伤。你去以我的名义发电报给徐世昌，让他补上杨度的位置。”

“好，总统，我立刻去办！”阮忠枢说：“我多说一句，我也听说上海的青帮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黑恶势力，现在国内外舆论都纷纷谴责这些制造恐怖的暴徒，我们可以早作打算！”

李经述哼了一声说，“这帮人早该收拾了。那些喜欢把枪口对准手足同胞的人，不管如何把自己的愚昧凶残，挂上替天行道或正义的旗帜，对民众来说，会是噩梦，对民族来说，更是灾难！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决不允许黑恶势力存在。不管青帮黑帮，都让他们见识什么叫人民政府。不过，杀鸡不用宰牛刀，上海的打黑，由上海警察局出面就可以了吧。”

阮忠枢说：“光靠当地警察怕不行，他们和青帮估计会有瓜葛，而且上海租界洋人众多。”

李经述点点头，说：“把谭嗣同叫来，让他和大刀王五带人去上海，开展专项行动，在今年春节之前，扫除全国的黑恶势力！遇到法租界或者哪个租界敢捣乱，我们正好借机收回租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