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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更制（第1页）

祖逖自请交卸兵权，甚至于告老致仕，他这确实是真心话。

此公少怀奇志，所谋者功业也，想要靠着自己的才能和奋斗，杀一个震撼天下、留名青史出来。其后与裴该一起击楫渡江，先定河南，再伐河北，戎马倥偬，匆匆八年，瞬息而过。这八年间，裴该的心思非一，且越到后来，越谋大局而亲文政，祖逖则一直致力于军事，直到今天，多少也有些感到疲累了。

尤其这半年来，先捍拒石勒于荥阳，复北渡伐羯，前恐坚城难克，后怕粮秣不继，更担心一旦遇挫退回，裴该将会阵前易将，实在是他平生最为焦虑的一段经历……等到终定襄国，这口气一泄下来，忽觉人生百年，去日无多，我就从没有享过什么清福啊。石勒既死，就连打仗都索然无味了——伐江南？那种肯定赢的仗有意思吗？

话说人若权柄在手，多半暗生野心，祖士稚也不能外。但此前始终有裴该压在他头上——既为契交，又总朝政，外加门第还比他高，兵力比他强，根基比他厚——乃不便起妄念；其后裴该既然受禅，基本上大局已定，即便自己再想折腾也没啥赢的期望啦。

——倘若裴该提前挂了，或者说祖某再年轻十岁，说不定契友之间，也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存在呢。

故此祖逖此前在襄国庆功之宴上，才会停杯叹息，遗憾自己恐怕再无上阵的机会了——不仅仅朝廷未必放心他再掌兵，而且自己也没什么仗值得打啦。只是原本考虑，河北既定，而下江南尚遥遥无期——这半年多时间从并州到冀州，打了多少恶仗啊，国家岂能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呢——朝廷是一定会趁机改组祖家军的；倘若自己仍在朝中，可以施加影响力，不使那些追随自己百战余生的将吏被边缘化，若然直接退休，那部下的前途就很难保障啦。

然而裴该一见面就吟诗，还说什么“今日奏凯旋，朕为解战袍”，祖逖误以为天子暗生疑忌之心，这才赶紧表态——我告老还不成吗？

不仅仅告老，而且不打算回归故乡范阳遒县，只是前往成皋相伴亡母的坟茔——成皋距离洛阳咫尺之遥，方便朝廷监视，那你总不至于再担心了吧。

裴该见其做此等表态，才觉悟到自己说错话……吟错诗了，赶紧好言抚慰。随即将祖逖等人迎入洛阳城中，即于大殿摆宴款待。翌日下诏，加祖逖上柱国（原为大将军），并加“开国辅运忠勇功臣”号，使接替陶侃为枢密使，登堂拜相。

其实对于应该怎样封赏祖逖的问题，他还没回来，朝中重臣就已经多次开会讨论了。主要祖士稚的职、爵，原本便已达人臣之极，为正一品元帅、大将军，封范阳郡公，还能怎么升啊？总不成封他个王爵吧？

好在裴该于历代典章制度颇为熟悉——不仅仅是从前的，也包括以后的——就此抄袭唐、宋、明三代制度，搞了个“功臣号”的新花样出来。

功臣号始于唐玄宗，赐予部分臣子“开元功臣”之号；代宗时赐“宝应功臣”；德宗因乱逃往凤翔，乃赐扈从禁军官兵“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宋、明因袭。裴该模仿明制，以“开国”冠首，加四字为号，以赐祖逖。

到目前为止，有功臣号的唯祖士稚一人而已，但大家伙儿估摸着，起码裴嶷、陶侃也是有这个资格的，就看什么时候上号罢了——陶士行若也有扩土之功，等他凯旋就该有啦；至于裴文冀因是文职，或许得熬到退休。

无论给予武勋最高的上柱国，还是给加功臣号，这终究都是虚的，那么实职，该怎么给予祖逖呢？裴该跟陶侃商议，说让祖士稚代卿掌枢省，卿为朕外镇，谋划攻打江南，如何啊？陶侃倒是没啥意见，裴嶷等人却纷纷表示反对。

主要也在于河北之战既毕，接下来肯定要整编祖家军，倘若由祖逖坐镇枢省，必然趁机给予其旧将更大利益和权柄啊——利益、权柄，皆所欲争者也，怎能拱手让人呢？

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