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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还都之议（第1页）

自从正旦以来，长安城内，朝野上下，都在乱纷纷讨论着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应当遽奉天子还都？而裴公是否愿意奉着天子还都？

洛阳是正牌的都城，长安连前朝西都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天子迟早都是要返回洛阳去的，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咱们干脆别定都城，就留在长安不走了吧。可是要什么时候才归洛呢？是今年，是明年，或者等到猴年马月天下底定了再说？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摆在了众人面前。自从前年岁末，裴该和祖逖收复了洛阳，并将胡汉势力彻底驱逐去了黄河以北，朝中便有人提出，理当奉驾还洛。尤其那时候刘曜虽然北归，冯翊、北地二郡还在胡人手里，麴允顿兵万年不敢北上，长安城岌岌可危，就有不少人琢磨着，咱们还是离此险境，回归河南为好啊。

然而这个提议被索綝硬生生地给踩下去了，其后虽然祖逖上奏请归，索綝控制着尚书省，亦皆按下不发。如今则不同，祖逖在正旦贺表中重提前议，类似这种表章没有什么密级，流传的范围比较广，而裴该又没有刻意加以压制，就此导致群议汹汹。朝中大老们尚未表态，中层官员倒是有不少都上奏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赞成还洛的，有反对遽归的。

而且此前长安城中多为关中士人，象华恒那类关东出身的，数量很少。而自裴该执政以后，大召中原士人返乡，主动来投和他特意简拔的关东人士越来越多，故此请求还洛的呼声就无形中高涨了起来。

裴该本人并不表态，由得各种议论发酵一段时间——他要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权衡利弊，做出决断。

虽执晋政，但裴该实际上能够控制的也仅仅雍州和半个徐州而已，再加上他不打算这就跟晋廷撕破脸，是不能不顾忌公议的。实话说，即便他有曹操的实力，有王莽的威望，倘若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还都，那也不能公然逆众而行，否则必遭千夫所指。

不过就目前来看，遽归派和缓归派，比例相差不大，天平尚无彻底倾向哪一方的迹象。

等到石勒率师入并，刘琨兵败北遁的消息传来，长安城中大恐，天平遂开始向缓归派倾斜——石勒、刘粲联成一气，则河南的压力必然增大啊，关中好歹有山河之险，留在长安，比回归洛阳要多少安全一些……

与此针锋相对的，祖逖再次上奏，请求尽快还都。

祖逖的理由很堂皇正大，正是因为刘琨丧败，胡势重炽，才需要天子返归洛阳，正中而居，以振奋全国人心士气。滞留长安，终究是偏安之局，倘若连天子都没有直面胡寇的勇气，没有必然收复失地的信心，还怎么可能要求百姓归附、将士奋战啊？

刘琨不败，他还未必着急，刘琨既败，祖士稚更觉得还都洛阳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而且很明显的，他的建议得到了以荀组为首的洛阳诸将吏一致认同，奏疏上联署二十多人姓名，恳请天子尽快答复。

在明奏的同时，祖逖也给裴该写来了密信，不过内容还是从前谈过的那些：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互换，你奉天子于洛，我去长安镇守，并且保证三年之内，底定秦、梁，到时候咱们便可以两面夹击，渡河直取胡巢！

裴该知道这事儿不能再缓了，于是开始直接征求意见。他把长安群僚分成了几个部分，逐一相询。

第一部分为朝中重臣，主要是梁芬、荀崧、华恒、宋敞、梁浚等辈。不出意料，宋敞等关中出身者，是主张暂缓归都为好，只有华恒坚持在年内还洛。梁芬对此不置可否，不管裴该怎么问，老先生都不肯明确表态；荀崧也差不多，说我没主意，文约你自己决断吧。

梁芬作为西人，其实梁浚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但他比梁浚多留了个心眼儿，觉得倘若表态遽归，恐怕不符合裴该的意愿——裴文约是不是故意来试探我呢？

再者说来，留在长安，则他梁司徒是裴车骑之下第一人；若归洛阳，裴该更需要利用他来制约荀组和祖逖——反正短时间内，我的官爵、权势尚无动摇之虞，所以说了，随便你吧。

至于荀崧，他如今跟裴该捆绑得非常紧密，因而虽然不肯轻易表态，却暗中提醒裴该：“文约，吾孙即将降世，君既当考虑国事，也不可疏忽家事……”那意思：怎么对你有利你怎么来，切勿太为国家着想！

裴该第二组征询意见的人群，是他幕下众宾——也包括宾客出身，或者向来比较亲近的部分朝臣。韦鸿、游遐等关西人，当然希望朝廷长久滞留长安，殷峤、李矩等关东人，则倾向于返都洛阳，双方争执不下。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王卓却站到了关西人一边。

王文宣道：“长安本是千年古邑，自周武王即定都于此，形胜超逾洛阳。周为西戎所逐，始迁洛邑；其后秦亦自关中而起，扫平六国，一统天下；汉高祖本居洛中，因娄敬之议，改都长安。可见国家在长安乃可振奋，入河南则渐颓靡。今胡势尚炽，归洛为困守之势，唯居长安，可西定秦、梁，北合凉州张氏，稍稍积聚，胜兵百万，旋以高屋建瓴之势东出，其谁能当啊？羯奴不足为虑也。”

我跟你们想的正好相反，不觉得留在长安是怯懦畏避，反倒觉得回洛阳去，才是纯取守势，对国家不利呢。

李矩反驳道：“王公误矣。昔汉光武定都于洛，居天下之中，遂能扫平割据，重光汉室——孰云后汉为弱啊？后董卓弃洛阳而迁长安，身死族灭，可见长安不可久居。自后汉以来，至曹魏，及我晋，皆都洛阳，难道河南就只成坐守之势么？”

王卓与之辩驳，引经据典，但他的话却往往落不到重点上——也不知道是学识不足，还是不敢表述得太直白——让裴该听得很郁闷。一直要到裴该征询本族诸裴的意见，裴轸所言，才貌似可以彻底驳倒李矩李茂约。

裴轸道：“光武定都洛阳，而不住长安，缘由有二：其一，经赤眉之乱，长安残破，关西亦多割据，则其形势不若洛阳为佳；其二，光武起自南***据是在关东，岂可遽住关西？卿等不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之语乎？”

这个典故，是说刘秀想要整顿田亩，但是偶尔在陈留官吏上奏的简牍上见到一行小字，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东海公刘阳（即后来的明帝刘庄）当时年纪还小，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说度田问题——“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南阳、河南，紧密相邻，亲信显贵无数，这是刘秀起家的基本盘啊，他怎么肯跑到根基不牢的长安去呢？

裴轸因此就说了：“若云兵燹残破，今河南不下于关中，则光武都洛之缘由，不可复议于当世。至于‘河南、南阳’之语……文约家乡何在？根基何在？关中、河南，孰者为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