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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 华皇对曾纪泽的期许（第2页）

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

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家境还行，但是曾家绝不是什么大地主家庭。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

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

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

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

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

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

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

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

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

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我完整的看过曾国藩日记。”华皇对曾纪泽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

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