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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东西方哲学（第1页）

在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之后，四人围坐一圈，打算给新生的企业构思一个响亮的名字。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最终采纳了唐樱的建议，决定命名为“云裳时装公司”。

可惜公司员工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大侄子答应不计报酬的加入帮忙之后，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店。

初创阶段，由于设计团队仅有唐樱一个人，公司便专注于女士时装的打造，作出决定的她斗志昂扬，立志设计出能引领时尚潮流的服饰。

云裳时装公司的创立，为李斯年岳父名下的浦江厂弥补了成衣制作的空白，完善了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随后，李泰然又广纳了十多位风格独特的裁缝，不仅扩充了设计团队，还建立了成衣制作工厂，使得公司业务不断扩张，生意越做越大。

“云裳时装公司”凭借其别具一格的企业文化、前沿的设计理念以及创新的广告营销策略，在民国时期开创了专业女子时装公司的新纪元，一跃成为沪上知名的时装品牌，对推动现代华国女装行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正事议定之后，李雅琳与唐樱开启了闺蜜间的亲密对话，而李斯年则拉着他的大侄子到一旁，好奇地打探起两人的感情进展，果然比自己想象的速度还要快。

直至夜色降临，李斯年才离开了唐家。这次的交流不仅为唐樱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更为双方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李斯年驾车载着李雅琳回到了位于法租界毕勋路的李家。

未来的婆媳初次见面气氛也是十分融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王氏对于面前乖巧懂事，落落大方的李雅琳十分满意，拽着她的手，不住地往她身上挂满金银首饰，翡翠玉雕。

李斯年又在沪上逗留了数日后，便打算陪同母亲返回宁波市奉化县的乡下老家，探望他那位“病重”的父亲。

父亲“病重”在床，他却在沪上耽搁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李斯年真是太不孝了。

就在李斯年准备踏上归途的前一天，他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电话来自米国驻沪领事馆，是杰西卡的声音，她告知李斯年领事馆有他一封信件需要去取。

带着几分好奇与疑惑，李斯年驱车前往位于公共租界的米国领事馆。

见到杰西卡之后，他询问起信件的由来。杰西卡解释道：“这次有一名同事从纽约过来，他带了一些信件。我发现其中有一封是写给你的，就帮你留了下来。信封上显示，寄信人也是一个华人的名字。”

李斯年接过那个沉甸甸的信件，它几乎不能说是信件了，简直可以称作是一个包裹了，怪不得要托人带过来。看着信封上的落款，他认出了名字，不禁喃喃自语：“哦，是许师兄啊，真不知道他写信给我有何要事。”

注意到信件的寄出日期是在他离开纽约大约半个月后，李斯年的好奇心更盛，那时候自己还在海上漂泊呢。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发现里面除了两封信外，还有一叠手写的文章草稿和一本杂志。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其中一封信，展开信纸阅读起来。许笛山在信中告知他一个喜讯：他们共同撰写的论文《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的交融与互鉴》已经在《哲学评论》最新一期上面发表了。

原来，李斯年回国时匆忙，离开纽约之前并未告知许笛山。于是，在完成论文后，许笛山便在霍华德教授的推荐下，试着将论文投稿给了顶级哲学期刊《哲学评论》，并将李斯年列为第一作者。令人欣喜的是，刊物不仅接收了这篇论文，还在最新一期上刊登了出来。

这已经是李斯年连续两期在《哲学评论》上发表论文了。如果说上次还算是借助杜威教授的提携挂个名字而已，那么这次无疑是他自身实力的体现。为了这篇文章，他和许笛山两人在期末前投入了大量时间查阅资料，深入讨论，数易其稿。

李斯年暂时放下信纸，拿起那本《哲学评论》杂志，急切地翻看目录。果然，他们的论文竟然被列为了首篇。

20世纪初，东西方经济交流已经日趋频繁，但文化思想的交流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西方文化界对于华国古典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才刚刚开启。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语言障碍以及此时的政治背景等复杂因素，西方学者在理解和解释中国古典文化时往往存在误解和偏见。他们的观点常常难以做到准确和客观，甚至受到政治局势和西方对华态度的影响，从而偏离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轨道。例如，罗素在其着作《中国问题》中就对华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因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一篇能够在西方哲学体系框架下详细介绍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的论文自然受到了杂志的高度重视。李斯年和许笛山的这篇论文无疑为东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与互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斯年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翻到了他们的论文页面。杂志在论文前专门撰写了一段编辑评价，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论文的高度赞赏：“对于西方哲学家而言，华国古典哲学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其蕴含的独特价值取向和自成一体的哲学体系，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本文由两位才华横溢的东方青年学者联手打造，他们以西方读者易于理解的语言，清晰勾勒了华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论文跨越古今，深入挖掘了中国古代哲学（诸如儒释道等流派）的丰富历史内涵，并将其与西方现代哲学（例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仅增进了双方对彼此哲学思想的领悟，更为中西方哲学的相互借鉴与融合铺设了坚实的桥梁。”

显然，这位编辑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极为认可，他总结道：“此项研究既具有历史的深度，也具有思想的广度，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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